「政治的動物」與「理性的動物」－－亞里斯多德論人的政治性
“Political Animal” and “Rational Animal”:
Aristotle on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Humans
亞里斯多德主張，「人就其本性，是政治的動物。」（A human being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; ὁ ἄνθρωπος φύσει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）（Pol. I.2.1253a2）。釐清這個主張的涵義，以及探究這個主張背後的思路，正是本論文的目標。本文以「政治的動物」和「理性的動物」這兩個概念為核心，重構亞里斯多德對於人的政治本性的論述，以求整全地把握他的政治哲學與哲學人類學。
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，何謂「政治的動物」（political animal;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）？本文爬梳亞里斯多德著作中提及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/ πολιτικὸν的七段文本，指出「政治的動物」在其基礎意義上是一個生物學概念：根據《動物探究》的說法（HA 487b33-488a13），政治動物的定義是「擁有某些單一共同活動的動物」。人類、蜜蜂、黃蜂、蟻和鶴都是這個意義下的政治動物。政治動物能夠追求某些（超越生育繁衍的）共同目標，譬如蜂群能夠一起建築蜂巢。能夠做到這樣的事情，不僅需要高度的群聚性，更需要個體之間的分工合作。這意謂著，政治動物具備相當的認知能力、集體活動傾向，以及溝通機制。分工合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：所有個體一起「做同樣的事情」（譬如牛群吃草），並不能達成什麼共同的成就；唯有透過分化、異質化，眾多個體才能共同達成同一個目標，這樣的目標是單獨的個體無法達成的。所謂的共同體（community; κοινωνία）正是奠基於如此的共同目標，因此政治動物可謂共同體的動物。就政治動物而言，共同體是有機的整體，每個個體皆為該整體的部分。因此，脫離共同體的個體都是不完整、不自足的，無法實現屬於該種動物的功能（function; ἔργον）。
不過，亞里斯多德的論述並未止於生物學的層次。他在《政治學》第一卷第二章指出，人類比蜜蜂等動物都「更是」政治的動物，因為只有人類擁有言說的能力，以及對於善、正義等價值的判斷。城邦，或者說政治共同體，正是由關於善與惡、正義與不義等價值的事物所構成，因此只有人能夠擁有城邦。在亞里斯多德看來，人與其他生物學意義下的政治動物有本質上的差異：只有人有能力組成政治共同體，也只有人需要生活在政治共同體之中。人的政治能力，不僅在於以言說揭露善與惡、正義與不義並傳達給其他人，更在於透過對話、討論，修正既有的價值判斷，以及形成新的判斷。也就是說，藉由言說，人們能夠共同揭露善與正義，一起思考何謂好生活。既然政治共同體的目的就是「實現好生活」，那麼共同思考何謂好生活的能力，就是構成政治共同體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人對於政治的需求，展現在城邦自然發展的歷程中：人因其本有需求的驅使，組成了家庭、村落，以至於城邦。唯有在城邦裡，人才能完全滿足需求，過著自足的好生活。總而言之，亞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學》的論述中，凸顯出人的特殊性，因此他所謂的政治動物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：「共同體的動物」，以及「城邦的動物」。
亞里斯多德對於政治動物的論述，已經涉及人的本性。本文接下來的工作，即是深入地探討他如何理解人的本性。第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是，何謂本性（nature; φύσις, 或譯「自然」）？根據《物理學》的論述，自然是自然物（以生物體為典型）內含的「變動」與「維持不變」的原則，它就是自然物的形式、目的。因此，自然既是一股自我實現的力量，也是一股朝向目的發展的力量。根據亞里斯多德的目的論，自然物的目的不只是某種時間序列的終點，更是自然物能夠達到的最佳狀態。因此，自然物由其自然所驅動的運動，既是一種「成為自己」的運動，也是一種「達致完善」的運動，兩者歸根究柢是同一件事。
所有的自然物都在持續地自我實現，朝向完滿狀態邁進。人、非人動物和植物，皆是如此。但是，如果人的本性始終在實現自己，為什麼達致完善的人卻像鳳毛麟角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必須探索人的靈魂，因為靈魂就是生物的本性。亞里斯多德將人的靈魂區分為三個「部分」，本文稱為植物魂、動物魂和理性魂。植物魂的功能是營養攝取和生殖繁衍，這兩者其實是「自我保存」的不同面向。自我保存是所有生物最自然的目的，植物魂的活動是生命的基礎。但是，人並不能自發地控制植物魂的活動，也無法改變、形塑自己的植物魂，植物魂的活動也似乎與善、惡沒有關聯，因此植物魂無關於一個人是不是「好人」。
真正與人之完善相關的，是動物魂和理性魂；更精確地說，是情緒、欲望和理性的關係。情緒、欲望涉及了愉悅和痛苦，人因為有愉悅、痛苦，才能將事物「看成」好的、壞的。被看成好的事物，才可能被人追求，成為行動之目的。因此，情緒、欲望決定了人會追求怎樣的目標。至於決定以什麼樣的手段達成目標，則是理性能力的工作。問題就在於，不是所有目標都是正確的，也並非所有手段皆為適切合宜——不同於非人動物，人能夠選擇，因此是自由的，但是這也意謂著人既可能活得好，也可能活得不好。在亞里斯多德看來，世界之中存在著某些秩序，作為是非善惡對錯的終極依歸。能夠把握這些秩序的，只有理性。因此，唯有那些理性能力運作良好，且情緒欲望「聽從」理性的有德之人，能夠追求正確的目的、選擇正確的手段，並且擁有適切的情緒反應。然而，人的理性能力並非天生就臻於完善，而是需要後天的培養。是故，人生充滿了出錯的可能。也就難怪亞里斯多德會說，人既可能是最好的動物，也可能是最壞的動物（Pol. 1253a31-33）。由此可見，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說，人是動物的一種，並且是特殊的一種：人的理性能夠引領動物性。因此，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動物。
理解何謂政治的動物、理性的動物以後，接踵而來的問題就是：為什麼從「人是理性的動物」可以推出「人是政治的動物」？從先前的探討之中，已經可以隱約地看見兩條理路：一來，人只有生活在政治共同體中，才能實現本性，過上好生活。二來，人不是天生就有德行，而必須接受教育、培養，才能成為好人，有能力使政治共同體良好運作。本文接續發展這兩條理路：一方面，所謂的好生活、幸福、屬人的善，必定是政治的。雖然亞里斯多德看似提出了兩種幸福（行動的生活、沉思默觀的生活），並且將看似極為不政治的默觀生活標舉為最完滿的幸福，但是人說到底不可能耗費所有時間在沉思默觀。因此，真正的幸福，就是一種由政治行動、沉思默觀共同構成的生活，這種生活只有在城邦裡才能實現。另一方面，人若要獲得德行，必須先養成適切的性格狀態，喜愛高貴的事物並憎恨可恥的事物。這種性格養成的教育不能沒有法律：法律一方面藉由懲罰，迫使人們去做符合德行之事，以求改變扭曲的性格或是鞏固合宜的性格，另一方面規範了年幼者的性格教育，彌補家庭教育的不足。法律歸根究柢是城邦的產物，因此人只有生活在城邦裡，才有機會成為好人。總而言之，理性的動物、政治的動物這兩個概念，藉由上述兩條理路關聯在一起。這兩條理路似乎構成了某種循環：人透過行動構成了政治共同體，政治共同體也形塑了人，養成人的行動能力。若然，那麼對亞里斯多德來說，政治終究是人的「自我治理」。
本論文試圖連結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和理論哲學，以求有系統地把握其思想。依據本文的理解，亞里斯多德對於人之政治本性的論述，正呼應了德爾菲箴言「認識你自己」：惟有認識到我們身而為人，擁有的是什麼樣的本性，我們才能真正活得好。
日思夜想 